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两位开国元勋，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已步入暮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然而，国家命运的重担并未因病痛而减轻分毫。他们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与对国家未来的共同考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交织出一段动人心弦的历史篇章。
彼时，毛泽东自1971年冬起，便饱受大叶性肺炎、肺心病、严重缺氧等多种疾病困扰。他的双腿浮肿，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加之晚年视力和听力急剧下降，生活和工作都面临巨大挑战。
而周恩来的健康危机也早已浮现。早在1967年，他便被查出冠心病。到了1972年5月18日，经过京、津、沪三地专家的联合会诊，确认他罹患膀胱癌。
面对总理的病情，毛泽东主席亲自指示，由叶剑英和邓颖超等同志牵头，组建了专门的医疗组。他还多次劝慰周恩来，希望他能够安心养病，减轻身上的重负。
然而，周恩来对自己的病情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豁达。他曾平静地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年纪这么大了，还不如多忙几天。”这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奉献精神，令人为之动容。
进入1973年初，周恩来的膀胱癌病情开始恶化，甚至出现了排出大量血尿的症状。为此，他不得不在玉泉山接受电灼术治疗。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工作。
到了1974年，癌症已经扩散，周恩来的身体日渐消瘦，体重仅剩下了区区61斤。然而，他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却从未改变。
两位重病在身的领导人，彼此间的关怀却从未间断。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病情了如指掌，甚至能记住总理每日失血的数字和手术的次数，每次报告都要求秘书立即为他读。
周恩来同样对毛泽东主席的健康状况忧心忡忡。他积极指导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的白内障手术做准备。此前，他也曾细心地为主席挑选合适的眼镜，并规定外宾会见拍摄时间不得超过三分钟，以保护主席的视力。
这种发自内心的相互扶持，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合作，展现出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彼此和国家燃烧着最后的能量。
暮年病痛交织
1974年10月13日清晨，毛泽东主席乘坐一辆深蓝色列车抵达长沙火车站。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湖南。此行，主席计划在长沙九所6号楼休养，这处环境清幽的省委接待处大院，是他历次来长沙的固定住处。
尽管官方说法是“休养”，但毛泽东在这114天的长沙时光里，并非真正地远离政务。他依旧保持着睡眠少、常通宵工作和阅读的习惯，身边行李不多，但书籍却堆积如山，还有专门的图书管理员协助。
就在毛泽东在长沙处理事务之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周恩来的病情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为了国家关键的人事布局和战略方向，他必须再次抱病出行。
1974年12月23日下午1点30分，周恩来总理抱病乘坐飞机抵达长沙机场。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乘坐飞机。医疗团队对他的长途跋涉深感忧虑，坚决反对。
然而，周恩来却态度坚决。他深知此行“关乎国家命运”，即便身体极度虚弱，也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长沙的旅程。抵达后，他入住蓉园1号，与毛泽东主席所在的九所，隔着省委大院。
次日，12月24日下午2点半，周恩来准时抵达九所6号楼。两位饱经风霜的巨人在长沙的冬日里，完成了他们最后一次正式会面。
一见面，两人便互相关心起彼此的身体情况。这种默契与担忧，是战友间无需言表的深情。接着，谈话便转入了国家大事。
毛泽东开门见山，提出了关键的人事安排建议。他明确指出，希望邓小平能够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他能把这副担子挑起来”，显示出对邓小平卓越能力的深刻洞察和充分信任。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提议表示完全赞同。他也认为邓小平“很有才华，德才兼备”，并补充说，邓小平的工作需要大家的支持。这次谈话，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
谈话期间，毛泽东还不忘叮嘱周恩来，希望他能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能够安心养病。这份关切，是上级对下级的爱护，更是老战友对老战友的疼惜。
在这次会晤中，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对江青提出了“三不要”的劝告：“不要乱批东西；不要出风头；不要参加政府。”这番话语，也暗示了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毛泽东对未来局势的考量。
湘江畔的布局
仅仅一天之后，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再次前往九所6号楼，准备向毛泽东辞行。然而，毛泽东却出言挽留，希望周恩来能够多留几天。这份真挚的情谊，让周恩来决定延长在长沙的停留。
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81岁的生日。然而，主席的生日却过得异常简朴。九所3号楼的工作人员只是简单布置了一下，午饭时全体人员都以面条为主席祝寿。
毛泽东的胃口不佳，只尝了几口面条，并喝了些芙蓉酒。他一向不喜铺张浪费，所以他的生日总是过得简单而低调。
然而，周恩来却为毛泽东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寿宴”。他私人掏钱，在蓉园1号开了两桌宴席，宴请了湖南省委的同志、接待处负责人以及警卫负责人，以此为主席祝寿。
席间，周恩来举杯祝酒，这份心意，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两位伟人之间深厚的情谊。周恩来用餐从不超过四菜一汤，这次为毛主席生日宴而破例，更显出其情真意切。
当晚深夜，毛泽东主席邀请周恩来夜谈。两位耄耋老人从晚上聊到次日凌晨，大约持续了四个小时。这次夜谈，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如此长时间的促膝长谈。
在这场深沉的夜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及了江青的问题，重申了“三不要”的指示。他强调，“安定团结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还对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对周恩来表现出充分的信任，明确表示“由总理负责”。这不仅是对周恩来工作能力的肯定，更是将国家大局完全托付于他。
这场夜谈，不仅是战友间温情的告别，更是两位领导人对国家未来走向达成共识的关键对话。它不仅关乎个人情谊，更决定了中国未来数十年的战略布局。
12月27日，带着毛泽东主席的嘱托，周恩来总理心满意足地从长沙返回北京。他深知此行的重要性，也感受到了主席对他的信任和期盼。
子夜私语定国策
1975年2月3日早上，毛泽东主席离开了长沙九所6号楼，返回北京。他在长沙总计居住了114天。临行时，他对工作人员表现出明显的不舍，或许，他已预感到此去北京，将是与这片故土的永别。
周恩来总理回到北京后，尽管自身病情越发严重，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持续着高强度的工作。入院期间，他与中央负责人谈话166次，接见外宾63批次，召开会议40次以上。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对周恩来病情的关注从未中断。他要求秘书将所有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都立即读给他听，甚至清晰地记得周恩来每日的失血数字和手术次数。
1975年2月2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对自己的病情牵挂万分，尽管每日便血，但他仍挣扎着，用颤抖的手给毛泽东写信汇报病情，并宽慰主席，让他放心。
当毛泽东的白内障病情恶化，视力几乎完全丧失时，是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仍坚持写信劝毛泽东及早进行手术。他深知主席的健康对国家的重要性。
在毛泽东接受白内障手术的那一天，周恩来不顾自身病重，坚持在医院外守候，直到手术成功，才安心离开。这份患难与共的情谊，感人至深。
周恩来的病情持续恶化，他在1975年10月接受了第13次手术，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手术。平均每40天左右，他就要经历一次大大小小的手术。
到了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迎来了他82岁的生日。然而，身边却再也没有了周恩来的陪伴。当厨师为他煮面时，面条竟然全部碎在了锅里，这似乎也预示着某种悲凉的气氛。
没有周恩来的生日，毛泽东感到异常的孤寂。这份孤独感，在他往后的日子里，将越发浓重。
最后的牵挂
1976年1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又一次昏迷中醒来。他听到广播里播放着毛泽东主席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他立即让工作人员去买来，想再次阅读。
仅仅几天之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临终前，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依然关心着毛泽东主席的身体情况，并表示：“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
毛泽东主席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痛苦地闭上双眼，两行热泪无声地滑落。他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悲痛。
周恩来追悼会前，毛泽东主席因行动不便，无法亲自出席。他痛苦地说出“我走不动了”这五个字，字字千钧，饱含着对战友的万分不舍和深深的遗憾。
当毛泽东听工作人员小孟读邓小平在追悼会上的致辞以及各国唁电时，泪水如泉涌，情绪完全失控，失声痛哭。他送去了一个花圈，表达自己最后的哀思。
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低落，烦躁不安，不愿与人多讲话，只是不停地读书、看报、看文件，将自己沉浸在工作中。
1976年的春节，毛泽东主席在孤独中度过，身边只有工作人员陪伴。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已天人永隔。
同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也离开了人世。两位缔造新中国的巨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
结语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生命终点前的交汇，不仅是两位国家领导人艰难晚年的写照，更是一段独特且不可复制的革命友谊的最终升华。他们超越病痛与个人生死，在国家最关键的十字路口，共同完成了影响中国未来数十年的战略擘画。这最后的一年，以其深沉的友谊和重大的决策，成为理解那段历史不可或缺的注脚，也永远铭刻在民族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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